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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转型往往伴随着资本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两次显著变化,目前正进入第三次重要转折。
第一次转折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改革从农村转向城市之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弥补了国企市场化能力的不足，大规模利用国企的“星期六工程师”和国企不愿干的“低档产品”，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此次转折的显著特征是民资与国资的结合。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随着土地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中国吸引进大量外资，通过外资与国资的合作、参股、控制、联盟等形式，推动国有企业大改组，形成以国有资本为主体，以跨国公司全球布局为形体，以出口加工为核心的产业布局。此次转折的显著特征是外资与国资的结合。
目前，第三次转折正在悄然发生：欧美和日本的一些中小型高科技企业正在中国积极寻找投资伙伴，其共同特点是企业规模小、投资量不大，但产品技术含量高、工艺复杂，对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要求高。与前两次转折比较，此次的显著特征是外资与民资的结合。进入中国的外资开始由跨国公司为主向中小型科技企业转变。这种转变在以下四个方面体现明显，一是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和中小型科技企业进入中国的目的不一样。由于跨国公司的生产体系是在全球布局，他们更愿意利用中国的低廉资源，把产业链的生产加工部分投资中国。而中小型科技企业看中的则是相对廉价的知识型人才和具有配套加工的市场环境，他们往往更愿意把核心技术一同引入中国；二是以利用土地资源为主向利用人力资源为主转变，尤其是对那些高新技术产业而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已经大大超过了对土地的需求；三是以吸引廉价劳动力为主向利用知识型劳动力转变，这些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盈利性使这些企业大量使用高级人才成为可能；四是外资的合作伙伴由国有企业为主向民营企业转变，因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运营需要更为灵活的机制和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我国对这种外资进入的变化普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和做出充分准备，尚未意识到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契机和转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紧缩政策正在围逼已经慢慢成熟的高新技术企业。2011年以来，央行六度上调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三次加息，且紧缩政策至今仍没有松动的迹象。受紧缩政策影响，金融体系流动性持续收紧，货币市场的资金价格呈持续上升态势，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融资成本急剧上升的融资困境。有报道甚至称民间融资利率已经高到无法对实体经济进行投资。
第二，国家的产业政策没有重点关注外资进入模式的变化。2010年国家推出重点扶持七个新兴产业的政策，但许多新兴产业发展并不顺利，如新能源等刚开始生产就已经出现产能过剩。从目前情况看，开始进入或正准备进入中国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外资并不全都归属于我们所确定的七大新兴产业之中，其中大部分都是传统产业中派生出来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这些产品一方面与传统产业对接，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其高科技含量也具有广泛的产业渗透性，可以通过技术的不断转换形成新的产品领域。但由于新兴产业政策没有很好地协调好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衔接和融合，从而导致这些具有高新技术性质的外资不能得到很好的政策扶持，引进速度不快。
第三，高新技术民营企业自身未做好充分准备。无论在人才储备还是在技术配套准备上均未形成意识，做好准备。不少民营企业在过紧的货币政策下，选择放弃实业，放弃技术储备而把资金投向投机领域。
要准确把握外资对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就必须重视外资进入中国的模式正由跨国公司主导向中小型科技企业转变，谁先做好技术储备和人才储备，谁就将在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中获利。
（消息来源：广东省ＷＴＯ事务咨询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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